太行八陉是指从山西省穿越太行山进入河南、河北省的八个主要通道：军都陉、蒲阴陉、飞狐陉、井陉、滏口陉、白陉、太行陉、轵关陉。
山西的河流皆外流河，尤其有许多条河流切穿太行山，形成几条穿越太行山而出的峡谷。古代从山西境内穿越太行山而出的交通道路多利用山脊的隘口，于是形成这八个主要通道，成为历史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军事冲突和文化交流的要冲。 5、荆江
上起湖北枝江下至湖南城陵矶一段，古称荆江。荆江河道婉蜒曲折，素有“九曲回肠”之称。荆江两岸分属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原野坦荡，水道纵横，堤圩交错。由于流速缓慢，泥沙淤积多，每当汛期来临，极易造成溃堤泛滥灾害，自古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说法。 6、藏彝走廊
藏彝走廊沿着四川盆地的边缘向南一直延伸到云南省境内。主要指的是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由北往南流的大江及其众多支流所流经的川、藏、滇三省区边境的横断山脉地区。
藏彝走廊内现在生活着藏、彝、羌、纳西、门巴、洛巴等属于藏缅语族的民族以及苗、傣、蒙、回等其它语族的民族，以及一些有待于进一步识别的民族，而且在许多民族内部还有着众多的支系。藏彝走廊在历史上曾是不同民族南来北往的迁徙走廊，藏、羌、彝、回、汉等各民族在这一地区共处，形成了藏、羌、彝、汉语言走廊，及垂直与带状分布的居住分布与样式各异的聚落形态。
由于“藏彝走廊”穿越龙门山、岷山、秦岭等山脉，在地形上跨越了河谷冲洪积平原、缓丘平坝、高山峡谷、高原草甸、雪山林地等近乎完整而又有着垂直差异的多种自然生态地貌，在人类的经营方式上经历了城镇产业、水田栽培农业、河谷平坝旱作农业、交错的农牧业、畜牧业、林业狩猎等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区带。 7、西姆拉会议
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英国在印度的西姆拉策划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中英藏三方会议。中国政府一再反对西藏地方当局代表与会。
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在会上提出解决方案，即将西藏、青海、西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统称为“西藏”，以金沙江以西为“外藏”，实行完全独立；金沙江以东为“内藏”，由“中藏共管”。这一方案被中方严辞拒绝。
最终，英藏勾结达成《西姆拉条约》，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藏自治”，内政暂由印度监督，中国政府不得驻兵藏区等，并擅自划定了一条中印边界，即麦克马洪线，将属于中国的门隅、珞渝、察隅地区划归印度。中方代表陈贻范拒绝在条约上签字。
1、司马迁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请从历史地理角度解析这句名言。 2、简论昆明城址的变迁及其原因。
战国、秦汉时期滇池地区的中心聚落和城市，首先起源于滇池南岸的晋宁，而不在滇池北侧的昆明。这涉及到早期城市选址的条件或中心城市发展的环境与古滇池的形成及其湖面范围的关系。滇池东南岸的晋宁地区，属滇中高原浅割的中山地带，靠近滇池则平畴百里，川源便于排灌，又兼资渔猎，是适合当时人力所及、易于开垦居住的地带，因此能够首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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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盘龙江下游的冲积平原远不如滇池南侧晋宁（昆阳）、晋城镇地区的柴河、大河冲积平原宽阔。在原始聚落刚刚出现之时，盘龙江中下游河道经常发生季节性涨水泛滥，那时，盘龙江三角洲一带还是一片湖滩沼泽，人们难于开垦。因此，早期人类城址聚落和中心城市当然不会选择在盘龙江下游地区了。
随着历代社会不断在滇池周围的农田垦辟，滇池水面逐渐收缩，盘龙江下游冲积平原渐渐扩展，为人们能够依托岗丘和台地修建的新城市提供物质保障，滇池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才逐渐从南岸移到北岸，昆明才真正进入城市发展的时代。 3、简述交通、政治、经济、城镇之间的关系。 （1）交通是区域间政治经济联系的桥梁。（2）区域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构筑了城镇。（3）城镇分布格局往往由交通线路所决定。（4）城镇又发挥着政治经济的辐射功能。（5）其中，交通是首要驱动力。
4、简析历史地名“江东”置换为“江南”的原因。
今皖南东部至江苏太湖周围，古有“江东”之称，是由于从巢肥通道南下渡江的这段长江是近乎南北走向，依渡口方位而言，渡江东去，故称“江东”，而不称江南。
吴王夫差开邗沟通江淮以后，经过历代不断整修，水路交通条件渐渐优于巢肥通道。特别是隋大运河修成，江淮间以水运联系为主，巢肥通道降为一般的交通线。渡江地点东移至扬州、镇江之间，那段长江主航道是东西方向的，所以苏南～太湖地区不再称“江东”而习惯以“江南”称之。
“江东”一词常见于先秦、秦汉史籍，“江南”一词多见于唐宋以后书籍，东、南二字之替换，表明不同时期江淮间南北通道主干线的转移。 5、略述我国古代都城选址的原则。
国都的迁移不仅为了适应当时国家内外形势的需要，还必须考虑各种地理因素是否有利于建都。我国历代都城位置的选择一般会考虑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都城要建立在经济发达、富饶的地区，以维持统治集团的用度；其次，都城应选择全国居中的地理位置，或者不居中，但是要有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便于政令四达，制内御外；第三，都城往往挑选凭险可守的自然条件，以保持其不被外力摧毁，国家长治久安。
当然，历史上任何都城位置的选择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上述三方面的条件，而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相对有利的地点。所以，都城的选址往往反映一个时期的总形势。反之，都城位置的优劣，也会对整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能否持续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6、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简述“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两句谚语的更替原因。
随着人口南迁，农业技术革新，农业开展的自然条件优越，两宋时期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该地区也成为中国的粮食基地。故南宋谚语有云：“苏湖熟，天下足。”不过，随着元代以来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使其摆脱了单一的粮食生产基地的角色，而转向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多种经营。因此，明代以后，江南地区的粮食作物种植减少，粮食基地的地位逐渐被两湖地区取代。因此明清时期则说“湖广熟，天下足”了。
7、简析元明以来贵州的交通地位及其对贵州建省、城镇分布的影响。
元代以来的中国，统治中心主要在北京，中央与西南的联系属于东西向联系，这不同于以往定都长安、洛阳等地的南北向联系。中央若想加强与西藏、四川、云南乃至广西等地的联系，贵州必然成为交通要道。
随着贵州交通地位的提高，元明以来的中央政府开始积极经营贵州的区域开发，并逐步提高了贵州的政区级别。至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管理军事，在贵州历史上首次建立了省一级的军事机构。永乐十一年（14 13），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省一级的行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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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贵州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并对贵州的行政区划和行政建置采取了较大的调整措施，将四川、广西、湖南的部分地区划归贵州，贵州作为一级行政区域的疆域才基本形成。
明代，镇远-贵阳-安顺一线是贵州省境内城镇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带，这也是贵州东西方向最为发达的交通路线。这种现象反映出贵州地区长期作为西南边陲的门户，在全国的统一布局下充当自内地到四川、云南、广西等地交通要道的特殊功能。 8、总结历史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变迁特点。
第一，长江沿岸的城市，大都经历过城址自长江两岸的丘陵岗地向长江支流入江口转移的过程。先是依托临水的矶头筑城，一俟城址在长江沿岸确定，其后的发展演化同长江对江岸的侵蚀或堆积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第二，历史上的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城市，大都经历过由单纯的军事防御职能向行政兼工商业中心双重功能的转化，在水运条件便利的地方更为显著。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发展，使该区域的城市更具特色。
第三，江流对沿岸的侵蚀作用强烈，便于发展城市商业码头；河流对江岸以堆积作用为主，虽不利于开辟码头，却为沿江城市范围的拓展提供了土地条件。
第四，江流沿岸有开阔的冲积平原，适宜发展农业经济。因此，近代工业产生之前的江南城市，只有选建在开阔的河谷地带，才能获得城市成长的持续力。
第五，中国历史上多次北方对南方的移民浪潮，使江南人口增长，土地得到开发。随着区域政治、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垦辟，地区商品交换的繁盛，城镇逐渐从长江的主要支流向更小的支流上游迈进，呈现出条带状溯源分布的规律，构成流域型城镇分布体系。
1、结合你所学知识及具体史实，试述历史时期黄河的阶段性变迁。
历史时期的黄河，具有水量小而变率大；含沙量极高；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曾发生过六次大的改道。总体上黄河变迁可分为七个阶段：1、战国筑堤以前：黄河漫流经河北平原在渤海湾入海。2、战国中期至西汉末期：黄河经过战国筑堤后成为单股大河，经河北平原在今天津南入海。黄河泛滥严重。3、东汉至唐末：经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主持治水，形成稳定的河道，在今黄河河道稍北，此后800余年，黄河相对稳定，史称“黄河安流时期”。生态环境改善。4、五代北宋时期：黄河紊乱，一史形成悬河，山东境内河道“（淤）高民屋殆逾丈”；二是出现分叉河流，即北派和东流。宋人苏辄所说：“东行于泰山之麓，则决而西；西行于西山（太行山）之麓，则决而东” 。5、金章宗明昌五年至明嘉靖年间（1128～16世纪中叶）：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宋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止金兵南下，于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为决河，使黄河不再东流，形成多股南流，汇淮入海。6、明嘉靖年间至清咸丰年间（16世纪中叶至1854年） ：潘季驯推行“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下游被固定为单股夺淮入海。“废黄河”。7、清咸丰五年（1855年）以后：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铜瓦厢（今河南兰考县东坝村西）决口，转而北流，形成今天黄河河道。 2、结合政治中心转移、城市兴衰等方面，论述历史时期中原与长江中下游之间的交通道路及其格局变化。
（1）商山-武关道：商山--武关道兴盛于北宋以前，是由关中盆地通向南阳盆地、襄樊及长江下游地区的交通动脉。西安以东的秦岭因山体强烈抬升，渭河谷地的沉降，造成北坡陡峻雄险，汇入渭河之水都是水短流急的小河。只有灞水流程略长而舒缓，且源头与山南汉水最长的支流丹江相对，被丹江、灞河连接的孔道就是西安通向东南最重要的秦岭交通，历史上称作：“商山道”或“武关道”。 汉唐以来，无论物资运输、政治控御、公私行旅、文化沟通，此道皆有巨大作用。尤其是唐朝后期，河朔连兵，汴路漕运不通时，东南贡赋之入，皆溯汉沔至商山下的丹江，再由陆挽转至京师长安。五代后，政治中心东移汴洛，下江南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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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襄樊之间的“南襄隘道”，此道遂失去往日的热闹。
（2）南襄隘道：是古代南阳盆地与湖北襄樊（襄阳）之间的古代著名道路，由于南阳与襄阳之间的通道并不宽阔，故被称为隘道。代以后，中国古代王朝都城选择汴、洛 ，“南襄隘道”联系南北交通的作用变得更为最突出。在“南襄隘道”上，荆州、襄樊二座城池，各自南北，分别扼住江汉之间南北交通的关节点。即长江和汉江的津渡口，故历史上的军事政治地位极为重要。 （3）义阳三关：“义阳三关”指河南、湖北交界处大别山和桐柏山之间的三条通道，自东向西一字排开，即武阳关、黄岘关和平靖关。魏晋南北朝时期，今河南省信阳一带为义阳郡，所以称三关为“义阳三关”。早在春秋末年，这三条通道即见于记载。说明使用很早。淮河上游与长江之间横亙着大别山，自古代以来，这一段江淮间的交通道路主要是通过“义阳三关”的陆路联系。元、明、清建都北京，南下湖广，多采“义阳三关”之道，并从武昌渡江。而不再走南襄隘道。
（4）巢淝通道：安徽省江淮之间的分水岭，在蜂腰地段，今肥西县将军岭有源头比较接近的两条河流：施水和淝水。二水南北分流，施水南流入巢湖，淝水北流入淮河，沿此二水而行，水陆相辅，可出入淮南江北，从马鞍山、芜湖等处渡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巢淝通道。此路开辟很早，唐代以前比较兴盛。它是北方直达长江下游地区的主要通道。元代以后，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兴盛，巢淝通道开始衰落。 （5）邗沟（江淮运河）：此段运河最早开凿于春秋时期，唐以后重修，元代以后成为京杭大运河中的一段，即江淮运河。它是联系南北，沟通江淮的重要交通道路，元以后尤其兴盛。 （6）我国历史时期政治中心有自西向东转移的趋势，带动了我国交通格局的东移趋势，从而也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向东部集中的历史发展过程。交通线的选择与政治中心密切相关，并对城市的兴衰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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